诗是我的另一生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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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是我的另一生命文/徐源一、我的诗歌姻缘我的故乡，我多年前生活的西南小县，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地方。那是偏远的乌蒙山腹地，典型的喀斯特地区，国家级贫困县，山多地少，难长庄稼，只有荆棘、荒草覆盖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风。那时，我在乡下一所小学里教书，偶尔喝酒，爬到山顶看云雾升腾、老鹰翱翔。山川绵延，山路弯曲，我的心里竟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悲凉。这种悲凉，是要以诗歌的名誉说出来的。我们县里，出了不少诗人，仅在省级以上纯文学刊物发表过诗歌的，就不少于五十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还有人参加过《诗刊》社的第五届“青春诗会”，诗乡的口碑，可谓声名在外。我不知他们写诗的缘由，是否也与我一样，源于悲凉。于是，我尝试抒写我的村庄，写童年的那两条小河，写父亲的葬地，写乡邻们的生老病死，写一草一木，写内心的颤抖。写着写着，就慢慢地投了稿，乡下邮件，慢啊，夏天的信件，几经转折，要田野一片金黄时，才能收到。取信点代设在一家小卖部里，我会偶尔有时无事，去买一些日用品，以便打听有没有自己的信件。可是，那绿色铁皮搭建的小卖部，总让我失望，一年的时间，我也没收到过一封某某刊物的用稿信。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我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的信件，这是《星星》诗刊寄来的，没有留用我的稿件，但编辑老师亲笔给我写了这封鼓励信，里面有几句话，记忆犹新：您的诗歌很真诚，真诚亦是诗歌的主要元素之一，我们《星星》的大门，永远向您敞开。署名：《星星》诗刊编辑。也不知写信的老师是谁，这封我一直把它粘贴在笔记本扉页，珍藏了起来。这是二00三年的事，那一年，我十九岁。我散漫地写着，我的写作粗糙、幼稚。直到2007年，开始在县报上大量发表作品，2008年，我考调到县城某小学，与日夜相伴的小山村拉开了一定距离。有了距离，就有了审视的空间及情感的张力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仿佛找到了一条小路，路旁开满诗歌的意象，每一首诗歌完成之后，我的心身都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，我为之兴奋、颠狂。我的写作，渐渐由以往浅显的表象，进入事物丰富的内核，2009年，我在《散文诗》和《岁月》杂志上发表了作品，2010年《诗刊》下半月刊发表了我的组诗《微小的事物》并附陈因老师推荐语，其间，多次收到时任《诗刊》编辑孙文涛老师的来信。之后，我的诗歌上了《星星》诗刊，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，在李小雨老师及赵四老师的指导下，参加了《诗刊》社第二十七届青春诗会，再后来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这些年，出版了诗集，获过奖，但越来越恐慌，恐慌啊，这不是诗歌的本质。诗人，最终是要以文本说话的。或许，学诗五年，诗在眼前；学诗十年，诗在诗刊；学诗二十年，诗在思想；学诗一生，诗在无边。写诗混不了饭吃，也骗不了钱用，如果有几声苍白的呐喊，也只不过像是丢进水里的一粒小石子，无人问津。之所以坚持，是因为写作能让烦燥的心灵平静下来，渐走向一个净界。是的，诗是我的另一生命，我愿用一生的时间，将其打磨。二、我的阅读视野《诗经》之后，在漫漶的历史长河中，磨砺出了唐朝诗歌的辉煌。“草堂留后世，诗圣著千秋”，一千多年以来，杜甫无疑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，其诗多以“组诗”形式呈现，反映政治黑暗、人民疾苦，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。无独有偶，千年后，在另一片大地上，美国诗人托马斯·斯特尔那斯·艾略特，同样以大悲悯的情怀，写出了经典之作《荒原》，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媾，为我们呈现深刻的时代主题，提示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。杜甫与艾略特，无疑拥有着同样的诗心。2011年，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获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其诗在中国诗坛，掀起了一股热潮。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意象奇特、诡异，“以凝炼、简洁的形象，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”。我读得较全面的，是李笠翻译的版本，北岛翻译的也读过一些，感觉翻译手法不一样，诗歌张力与空间也略有悬殊，最终带给读者的体验有所不同。我想，没有一个翻译家，能真正还原诗人的真实内心，北岛与李笠，他们的翻译，是有良知的，不像一些只机械地搞文字翻译工作而无诗歌情怀的人，以为翻译一段诗歌就像翻译一段公文那么简单，译出的文本烂贱不堪，误导了许多诗歌崇拜者，成为现代翻译诗歌的诟病。我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，还源于其诗与中国古典诗词意象、意境的高度巧合，特别是与李贺诗歌想像力的惊人相似。“上前敲瘦马，犹有带铜声”，李贺善于苦吟，诗歌“想象丰富奇特，语言瑰丽奇峭”，李贺与特朗斯特罗姆，皆属鬼才。这个只活了二十七岁的皇室后裔，其怀才不遇、愤世忌俗的二十三首“马诗”，让那不羁的才华，淋漓展现。如果抛开政治意识，其实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，与西方价值观念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。《诗经》也罢，唐诗宋词也罢；普希金也罢，雪莱也罢。我们所追求的，都是那个自由的乌托邦。就诗而言，汉语古典诗词是我们文化的根脉，置身其中，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；而国外现代翻译诗歌，我为们这种“根深蒂固”的文化，注入了新的兴奋剂，借鉴发扬，或可成大器。当然，这仅是一种追求，一种愿望，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一个诗人的艺术成就，与世界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。近年来，我读了西川、于坚、大解、雷平阳、陈先发等当代诗人的作品，他们的路，只是他们的，我的路，也许还须重新在自己的内心里寻寻找。我也读了部分当代的旧体诗，如叶嘉莹、刘征、吴小茹、刘章等先生的作品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诗言志，许多在旧体诗中传递的东西，我们难以用现代诗手法表达出来的，即便写出来了，也不是那么理想。诗无界，诗也无止境，在阅读中，我思考，并不断反省自己的创作，许多时候，不在意别人的观点，那么任性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我固执地相信，跟着内心的感觉走，不管便捷与曲折，至少，我的身心，在创作之中、创作之后，是愉悦的。愉悦就好，夫复何求？转念一想，写诗，有时只为满足内心的焦渴而已，如此简单，并没那么高大上，也没那么复杂。三、我的诗歌思考我认为，语言是分娩出来的。对于诗人来说，语言是怀胎十月分娩的孩子。它们调皮，它们带着天真的邪恶，它们有时让我伤心，但我还是那样深爱它们。语言需锤炼，更需用心抚育。作诗，我从来没文思泉涌的感觉，更没一气呵成的天赋。每一个词，都是从骨缝里掏出的；每一首诗，都是经过挣扎，用心血酝酿而成。但是，它们让我愉悦，让我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，让我的灵魂，站在了身体之外，获得审视的权利。诗人是很好的拼图师，把不同的词句、零碎的情绪、悠远的意境、荒诞的象征有机地排列在一起，便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诗人是很好的雕刻家，拿着思想的雕刀，把世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艺术地呈现在了阳光下，歌颂善良，鞭笞丑恶，给予每一粒尘埃以飞翔的希望。诗歌需技巧，更需法道自然。在缪斯的家园，没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沉醉。诗人爱语言，应该胜过爱自己。我认为，诗歌需要疼痛。看到城里的拾荒者，我会联想到外出打工的亲人，为了生活，他们弯下腰。他们在低处，我触摸过他们的艰辛和简单的幸福，因为，我一直在低处。看到那些被农具奴役一生的人，我的心会战栗，他们为我藏匿温暖守护家园，我为他们怀揣理想远走他乡，他们是我留在土地上的影子，我是他们放飞在天空中的风筝。我知道我的宿命在哪儿。诗歌需要疼痛，这是我的偏执。这疼痛也许是自己的，也许是别人的，但它应该是感人的，应该是令人深醒的，它能指引我们回归到生命的本位上，在忧伤中学会坚强，在幸福中热爱幸福。疼痛是一种深刻的美。疼痛能唤醒我们麻木的灵魂和触动的岁月尘封，我们迷失在物欲中的良知和搁浅在人生边缘的信仰，需要镀上这样一层不锈之光。我认为，诗人要有社会责任感。为诗先立德。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都有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，而我，拿起诗歌的锄，在春天播下了一些种子。或许，收获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立足小我，追求大我。为诗，我这样认为。诗人要有社会责任感，有忧患意识，有民生情怀。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放大，把那些被掩盖的阴影举过头顶。把阳光中的荒原重塑成一面镜子，让世界的两面性更加清晰地呈现。把呼声，做成一口警世的钟。把沉默者的沉默铺平，把卑贱者的卑贱抹上温暖。为矮下的天空立碑，为泅渡的时代祈祷。诗人是盗火者，是光之先锋。这是大我，或无我。社会责任感是对诗人最基本的要求，是一把标尺，是思想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元素。是诗人不得不在生活的疲惫和世俗目光中继续的原因！——原载《诗探索》2018年第3辑